這批戲劇很純,是自由的味道——「治警百年」劇本徵件打開「新文化運動」的多元宇宙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在2018年時以追憶文化先覺者的精神成立,以日治時期監督民運活動的臺北北警察署舊址為館址。在昔日威權警政建築古蹟裡重生,是一種反諷,也像是種永不言忘的提醒,莫忘過去文化先驅所做的一切。明(2023)年為「治警事件」百週年,為紀念這項臺灣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歷程,館長許美惠與思劇團營運總監高翊愷以劇本徵件的形式廣發英雄帖,帶領大家用戲劇回溯舊時社會氛圍,重新感受「新文化運動」精神。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在2018年時以追憶文化先覺者的精神成立,以日治時期監督民運活動的臺北北警察署舊址為館址。在昔日威權警政建築古蹟裡重生,是一種反諷,也像是種永不言忘的提醒,莫忘過去文化先驅所做的一切。明(2023)年為「治警事件」百週年,為紀念這項臺灣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歷程,館長許美惠與思劇團營運總監高翊愷以劇本徵件的形式廣發英雄帖,帶領大家用戲劇回溯舊時社會氛圍,重新感受「新文化運動」精神。
「我要感謝神明,使我生做臺灣人。」一百年前的臺北地方法院,蔣渭水慷慨激昂的「世界臺灣論」在庭上迴盪。一百年後的今天,這段歷史仍破格搶眼,以戲劇、漫畫、桌遊等載體為乩身,吐露各種言靈,更讓位於大稻埕的「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邁向戲劇徵件的全新航道。自創館以來,館方致力於透過各種形式與媒介,讓更多臺灣人知悉並嘗試理解,這些勇敢的前輩如何追求人權自由。
是什麼樣的故事,讓後世一再探究?這就要從1923年那個令人不安的早晨說起。
1923年12月16日:啟蒙前最深的黑夜
1923年12月16日,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對全島發動從南到北的近百人逮補令,搜查名單上包括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蔣渭水、蔡培火、賴和等臺灣知識菁英,這些人都為「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員。
時間來到大逮捕前幾年,「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在島上燒起燎原之火,挑動殖民者的敏感神經。1921年10月「臺灣文化協會」正式成立,醫生出身的蔣渭水發表了為臺灣問診把脈的《臨床講義——關於名為臺灣的患者》診斷書。表面上這是個由覺青組成的藝文團體,但檯面下,是與日漸壯大的臺灣社運組織臍帶相連,尤其在1915年發生「西來庵事件」這樁死傷最慘烈的武力抗日活動之後,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令總督府感到夜長夢多。到了1923年「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立,紅線踩好踩滿。總督府決定出手,以違反《治安警察法》將這些眼中釘一網打盡,史稱「治警事件」。
大逮捕隔年,這場鎂光燈閃耀下的歷史名審判在臺北地方法院開庭。日本官方檢察官與被告律師團唇槍舌戰,被告蔣渭水、蔡培火、林幼春、林呈祿、陳逢源的親自答辯可說是展現了當時知識分子先知先覺的念想。那些一來一往的答辯中,有對檢察官指控的反駁、有對日本殖民政策的嗆聲,亦有對臺灣前途的盼望。
蔣渭水用「從世界尋找臺灣定位」的動容論述對抗殖民文化:「我要感謝神明,使我生做臺灣人。」是因為臺灣人把握世界平和的鑰匙,世界平和的第一關,就是東洋的平和,臺灣人具有做日華兩方親善楔子的使命,依著臺灣人遂行這使命,東洋的平和才能確保,世界人類的幸福,才能完成。
在蔣渭水心中,臺灣不只是一個被動的跟隨者,而是座能積極創造閃耀歷史的島嶼。
戲劇徵件,歡迎各路好手腦洞大開
在二〇年代的臺灣島,藝文人士習慣出沒於華麗歐式咖啡館、酒樓等處,座上賓熱愛一口薄餅、一口「咖啡茶」,懷抱理想的青年們左談創刊理念、右辯組織方向,吵太兇的就幾天不見、吵得輕就飯後相約去看戲曲。每每重大活動散場前,就跟我們現代人一樣,習慣排排站留下大合影。合影人物中,有一小群麻將中毒患者,在東南西北風裡政論;另一群則是影癡劇迷,透過戲劇吸引群眾,宣揚理念,讓辯士(無聲電影時代影廳裡的現場旁白人員)把國仇家恨「偷渡」進電影旁白裡,惹影廳警察跳腳。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從國家大事到人生大事,這些思想的先驅們開始吶喊自由,各種自由,要婚戀自由、政治上的平等、要人皆生而平等的人權自由。即使殖民時代文獻已泛黃,紙上人物卻依然風光燦爛,蘊藏豐富的史料切面。
「臺灣接觸『日治時期臺灣史』的創作者甚少,若只委託單方製作,難免流於英雄化或命題作文。所以我們轉念思考:如果可以用不同切角探索史料,抒發不同小宇宙的視角,是不是能更多元也更豐富,也更能對話?」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館長許美惠眼中閃爍著期盼,這也是她決定透過戲劇徵件的方式,讓大家重新發掘「治警百年」對近代臺灣史的重要性。
彷彿一百年前人們悟得的社運新解——國家是座舞台,台上戲若歹看,不服來改!這次徵件期盼推出不同視角的三齣作品,透過角色的真摯情感,向當代投擲漣漪,透過集思廣益的方式,勾勒出啟蒙時代的社會樣貌。11月27日,新文化館將以「讀劇」的表演形式為明年館慶主題「治警事件百年紀念」暖身。
當「新文化運動」仍持續進行著
本次戲劇徵件在「創意」和「文本」的自由度極高,對文史的扣合度也願意給予多點彈性,思劇團運總監高翊愷解釋道,徵件活動理所當然吸引的都是創作者,而新文化館希望傳遞這些創作者的訊息是——你不必用100%的力氣書寫歷史,「我們應該聚焦在如何用多元觀點,轉譯歷史事件的某些片塊。」高翊愷道。
但人們對歷史渴望求真,戲劇創作要如何在歷史的「實」與戲劇的「虛」間進行梳理?館長許美惠表示:「假如將林獻堂這位歷史人物用布袋戲的方式詮釋,然後武器設定為『金錢鏢』,你說這種虛構創作可不可以?可以!這是創作者的創意轉化。但我們不太可能把林獻堂設定成一位日本臥底角色,因為這不符合核心史實。」
高翊愷以本次入選的作品之一《春風得意樓》中的素材舉例:蔣渭水在1917年取得宜蘭名酒「甘泉老紅酒」(今稱紅露酒)之代理權一事舉例,這是歷史,是真實發生的事,「而如果我們把酒樓作成故事背景,就可以延伸很多種可能,例如酒樓員工怎麼看蔣渭水?這就是故事,基於歷史的真實去創作,但最終還是離不開人與人性。」
創作是自由的,但過程中的耽溺容易使文本失焦。所以創作上時常探討「第三隻眼」存在之必要。本次徵件首度採用「戲劇陪伴」支持系統。透過如思劇團等戲劇顧問、文史顧問及創作陪伴協助創作者梳理作品文本,作為創作者、合作方間的溝通橋樑,也避免作品偏離核心、落入偏頗陷阱。
戲劇在一百年前被賦予破除封建的使命,一百年後呢?回望「治警事件」,其實它離我們並不遠。許美惠說:「我們常說歷史就是不斷重演,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現代人不停撞牆的事,一百年前的人可能已經撞過了。」以前的人會為了看得見但吃不到的民主而拚搏,但身處民主時代的現代人,仍須為了人權奮鬥、對抗強權。當歷史跑馬燈不斷回放,現代人是否能透過戲劇,認出過去與現在的疊影?或許戲劇可以是一瓶解酒液,只要能幫助大家從當代生活的混沌中,走出一條清醒的直線,一部戲劇就功德圓滿了。
「所以11月27日晚上,記得來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欣賞讀劇表演喔!」高翊愷溫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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