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奧運會前夕，23名中國頂尖游泳運動員被檢出服用了提升運動表現的禁藥，自事件曝光以來，中國和反興奮劑官員多次引用科學分析為其不對這些運動員進行處罰的決定進行辯護。
官員們表示，這些科學依據支持他們的結論，即這些運動員是無意中受到污染的，很可能是通過他們在一次比賽期間下榻酒店提供的食物所致，而相關科學依據主要依賴的是針對相關藥物倉促安排的人體試驗。
然而，針對中國在調查藥檢陽性事件過程中進行的祕密人體試驗，《紐約時報》的調查以及專家訪談表明，這些科學依據並不像官員聲稱的那樣明確。
中國所引用的研究結果從未公開。但《紐約時報》獲得了一份研究副本，並將其分享給了五位在研究領域、反興奮劑工作和毒理學方面具有專業知識的醫生和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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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位專家都表示，這項研究並不像中國方面宣稱的那樣具有明確性。
「他們的結論在學術上並不誠實，」多倫多大學臨床藥理學與毒理學系主任戴維·朱爾林克在對相關數據進行了研究後表示。「他們得出了一個與研究發現不一致的結論。如果將這項研究提交給有分量的科學期刊，這樣的結論會被嘲笑。」
因對此事以及其他類似事件的處理而引起外界審視的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引用了中國方面的科學數據，以圖轉移對它的批評，此前該機構對眾多中國運動員藥檢呈陽性的現象採取了坐視不理的態度。
對中國研究結論可信度的懷疑，加劇了對藥檢陽性調查和裁決方式的質疑。這些問題是美國司法部調查的核心，也與拜登政府是否繼續為WADA提供資金的決定息息相關。
中國和WADA引起的審視始於四年前中國的一次全國訓練比賽，當時頂尖運動員正在為因疫情推遲的東京奧運會做準備。
常規檢查發現，其中23名游泳運動員——包括一些後來在東京贏得獎牌的運動員——檢測出曲美他嗪呈陽性，這種又名TMZ的心臟藥物有助於運動員進行更大強度的訓練並更快恢復。
這些運動員檢測出的曲美他嗪含量十分微小。但根據國際體育規則，檢測到任何量的禁用藥物都被視為陽性結果，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運動員的身體可能在檢測前已將大部分禁用藥物代謝出去。在此案例中，這些陽性結果立即被錄入由WADA管理的全球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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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文件顯示，在事發後的數週裡，中國國家反興奮劑組織和中國公安部門分別展開了調查。
作為調查的一部分，這兩個機構都進行了人體試驗。
在幾天內，144名年齡在18至32歲之間的志願者被給予不同劑量的曲美他嗪，然後對他們的尿液進行篩查以觀察藥物在體內的代謝速度。
中國當局聲稱，試驗結果排除了使用興奮劑的可能性。他們表示，相關數據表明，這些陽性檢測可以解釋為是無心之失：運動員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意外攝入了藥物，可能是通過食物污染。
至於這種處方心臟藥物如何或為何進入提供給精英運動員團隊的食物，中方沒有給出解釋。但研究結果成為這些運動員得以脫罪的依據。
負責對各國當局的結論做出裁決的WADA表示，該機構沒有挑戰中國這個結論的證據，因此允許相關結論成立。自從被《紐約時報》和德國廣播公司ARD於今年4月披露後，這一立場引發了全球體育界的強烈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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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紐約時報》審查該研究的醫生和科學家說，中國人體試驗的數據只顯示了身體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處理藥物，並沒有顯示游泳者體內的藥物水平是由故意使用興奮劑還是意外污染造成的。
倫敦國王學院榮休教授、著名反興奮劑科學家、2012年倫敦奧運會檢測實驗室負責人戴維·考恩說，「在我看來，這些科學數據無法區分」污染還是服用興奮劑。
在《紐約時報》告知外部專家的結論後，WADA表示它「完全支持」自己對此案的處理。該組織重申了自己的立場，即缺乏足夠證據來質疑中國的結論，也無法就這一事件贏得任何進一步的法律訴訟，而且它的結論得到了國際游泳管理機構世界游泳聯合會的認同。
「儘管我們的科學和法律專家進行了仔細審查，但從證據來看，我們顯然無法對污染的說法提出質疑，」WADA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科學、適用的規則以及最終來自外部法律顧問的建議確認，如果我們將案件上訴至體育仲裁法庭，我們將會敗訴。」
在過去的一年裡，WADA和奧林匹克官員們都引用中國的科學研究來為他們對這些案件的處理辯護。
在6月致國會的一封信中，WADA的一名律師表示，在游泳運動員藥檢呈陽性後，該機構在考慮紀律處分時，要求中國官員提供關於陽性結果的完整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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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DA最終確定污染與案卷中的分析數據相符，並且沒有理由質疑污染是曲美他嗪的來源，」WADA的律師羅伯特·凱爾納在6月對國會表示。
但在國會議員當中，外部專家向《紐約時報》提出的質疑引發了進一步擔憂，國會議員們一直在敦促WADA提高透明度和問責。
田納西州共和黨參議員瑪莎·布萊克本說，「WADA每次都阻撓並試圖恐嚇倡導公平競爭的人，所以它的官員向國會撒謊也就不足為奇了。」
她呼籲，如果該組織不能證明它是作為「公平和獨立的行為者」在運作，國會就應該停止對該組織的資助。美國對WADA的預算貢獻比任何國家都多。
反興奮劑專家表示，對中國來說，證明游泳事件中存在污染是極為重要的，因為這是少數幾個能讓運動員在夏季奧運會前避免禁賽的解釋之一。
作為人體研究的一部分，一些志願者接受了正常治療劑量的曲美他嗪，而另一些志願者則接受了極少量的曲美他嗪，類似於他們可能通過污染攝入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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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興奮劑研究專家表示，雖然在運動員藥檢呈陽性後進行人體試驗並不罕見，但中國人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招募到的參與者數量引人注目，特別是因為這項試驗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間進行的。
研究顯示，即使在治療劑量下，志願者體內的藥物在短短11天後就可能降至那些游泳運動員所檢出的極低水平。
這一時間段意義重大。
2020年早些時候，中國游泳運動員曾多次接受藥檢。但在比賽前一個月，檢測工作有所減少。根據中方的文件，六名運動員在奧運會前一個月接受了檢測，但距離比賽最近的一次測試是在比賽開始前12天進行的。
當人體試驗結束時，中國方面提出了兩項核心主張，他們說這證明了污染的存在。
主要說法是，樣本中藥物的低濃度符合與污染而非興奮劑使用的情況。中方稱，由於藥物含量太低，因此在比賽時無法提高成績。他們沒有提及游泳運動員可能為了提高訓練效果而服用該藥物的可能性。
「只關注一個方面來證明一個觀點，就是所謂的認知偏差，」考恩說。
他指出，中國人似乎沒有充分考慮到，這些陽性檢測結果很可能只是在全劑量服用11天或更長時間後的末尾。
第二個主張則集中在游泳運動員的陽性藥檢結果上。在為期三天的比賽中，許多運動員接受了多次測試，有些運動員的結果在陰性和陽性之間交替變化。中國方面表示，這種模式表明污染，而非興奮劑的使用，這一說法後來得到了WADA的支持。
然而，查驗了數據的科學家們表示，這種解釋過於簡單化。他們指出，藥物在體內代謝時，低濃度的藥物可能在某一天被檢測到，在第二天則可能遺漏，這取決於體內水分含量以及身體對藥物的代謝方式。
根據WADA委託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該機構自己的首席科學家也難以相信污染的說法。報告指出，由於無法反駁這一理論，WADA的這名科學家不得不接受這一理論，即使他依舊對中國的說法表示懷疑。
在同一份報告中被引用的一名未具名科學專家表示，科學證據遠比中國和WADA所描述的更為模糊，並表示使用興奮劑的可能性無法排除。
然而，科學證據的缺乏並未能阻止中國或WADA繼續推動污染的說法。
「事實上，沒有一項證據可以挑戰環境污染理論，」WADA主席維托爾德·班卡今年5月對機構董事會表示，「所有的科學證據都指向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