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審查機構的嚴密審查之下仍以真實的視角展示當代西藏人生活的電影人、作家萬瑪才旦於週一在西藏去世，時年53歲。

位於杭州的中國美術學院的一則聲明宣布了他去世的消息，萬瑪才旦在該校任教授。聲明沒有具體說明死因及死亡地點。

西藏及其人民常常被刻板說法曲解。對西方來說，那裡是烏托邦，是基於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1933年小說《消失的地平線》呈現的香格里拉的幻想。對中國共產黨來說，西藏人是需要拯救和改造的農奴或野蠻人，宣傳片將漢族幹部描繪成解放者。

萬瑪才旦和大多數藏人一樣，沒有姓氏，而是使用他的兩個名字。他說他兒時一直渴望能夠準確地展現他的家、人民和文化，這在現有的好萊塢和中國電影裡是沒有的。

在他的電影中，萬瑪才旦很少描繪西藏的中國人，在1951年中共軍隊佔領西藏後，中國人口激增。為了躲避中國審查，他避免提及在中國被視為支持西藏獨立的達賴喇嘛。這使他能夠避免公開的政治批評，同時仍能處理更廣泛的主題，比如在現代化面前傳統和身份的喪失。

他是第一位在中國工作並用藏語拍攝故事片的藏族電影人。他也是第一位畢業於培養國家一流導演的著名的北京電影學院的藏族導演。但就像中國所有探索少數民族和宗教的藝術家一樣，他受到國家審查機構的額外審查，並被要求提交中文劇本以供審查。

「當然，他面臨的挑戰是在不惹惱中國當局的情況下，製作能夠反映藏族認同和藏族文化敏感性的電影，」居住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藏族電影人、作家丹增索南在電話中說。「萬瑪才旦非常好地駕馭了這條微妙的界線。」

在《靜靜的嘛呢石》(2005)中，他描繪了西藏人的日常經歷：僧侶們看電視入了迷，村民們為新年戲劇表演排練。在《老狗》(2011)中，西藏草原一望無際的帶刺鐵絲網的畫面展現了國家的權力和祖傳土地私有化的複雜性。

他的電影「不僅僅是關於西藏的」，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西藏歷史學家和學者茨仁夏加在接受採訪時說。「也是關於中國的，以及那些被中國經濟奇蹟拋在後面的人們。」

隨著萬瑪才旦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的電影業和觀眾開始接受藏語電影。通過將西藏的口述故事和歌曲傳統與現代電影製作形式相結合，他的電影產生了一種全新的類型，有人稱之為西藏新浪潮。

「他的電影裡的故事呈現構圖仔細、編排精妙，這些故事用最溫柔的聲音講述了強有力的真理，」曾為萬瑪才旦的一些作品翻譯字幕的中國電影策展人兼研究員謝楓(Shelly Kraicer)說。「他是一位重要的世界電影人。」

他試圖建立一個由西藏電影製作人組成的緊密網路，其中包括松太嘉、杜嘎次讓、拉巴嘉和萬瑪才旦的兒子久美成列，他們後來都執導了自己的電影。司機、助理和其他劇組成員有時會兼顧多個角色，充當臨時演員或給演員進行地區口音培訓。

「他從無到有創建了一個處於萌芽狀態的西藏電影圈、電影業，」巴黎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研究所藏語文學教授弗朗索瓦茲·羅賓在電話中說，她認識萬瑪才旦20多年。「他對友誼非常忠誠。有些人和他一起工作了10年。」

萬瑪才旦1969年12月3日出生於青海省，屬於藏區東北部，過去稱為安多。他的父母是農民和牧民。

他由祖父撫養長大，祖父要求他在放學後手抄佛經，早早為他灌輸了藏語和藏族文化之美。在蘭州的西北民族大學學習西藏文學和翻譯之前，他曾當過四年教師。隨後，他在家鄉青海擔任公務員多年。

從1991年開始，他以藏文和中文發表了以西藏為背景的短篇小說，講述人物故事，這些人面對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小說強調了與自然和動物建立聯繫的重要性，「用最簡單的語言展示了生活的複雜性，」認識萬瑪才旦10年並翻譯了他的作品的香港浸會大學教授楊慧儀說。後來，他將自己的一些故事改編成電影。

在2000年代初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學習後，他拍了《靜靜的嘛呢石》以及其他幾部電影，獲得好評。10年後，《塔洛》(2015)在威尼斯電影節上首映，講述一個牧羊人如何不得不走出與世隔絕的村莊去登記政府身份證的故事。影片贏得了無數獎項，包括台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接下來的幾年裡，該片在有志於電影事業的藏人心目中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

「西藏電影應該展示西藏人的生活，」萬瑪才旦在藏語廣播公司康巴電視台最近發布的未註明日期的採訪中說。「就我而言，從我的第一部電影開始，我就希望我的電影中必須包含藏人角色，都會說藏語，並且有藏人的行為和思維方式。這就是西藏電影與眾不同的地方。」

萬瑪才旦後來的電影得益於他較高的知名度。《撞死了一隻羊》(2018)講述一個卡車司機撞了一頭綿羊後，一個陌生人搭他車的故事，影片由香港著名導演王家衛的捷通影業製作，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映，並獲得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導演獎最佳劇本獎。《氣球》(2019)講述了一個家庭在中國計劃生育法律下應對意外懷孕的故事，同樣在威尼斯首映。即將上映的電影《雪豹》講述了人類與食肉動物之間的緊張關係，目前正在後期製作中。在他去世時，他正在製作另一部電影。

有關其子以外的遺屬信息無法在第一時間獲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