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諾蘭執導的精彩影片《奧本海默》(Oppenheimer)講述了「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的故事，將一場意識的劇變濃縮為令人久久難忘的三個小時。這是一部關於天才、狂妄和錯誤的劇情片，既有個人的，也有集體的，出色地描繪了這位美國理論物理學家紛紛擾擾的一生，他參與研發了二戰期間投在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彈——那場大災難推動我們走向了一個人類主宰的時代。

該片改編自凱·伯德和馬丁·舍溫2005年出版的權威傳記《美利堅普羅米修斯——J·羅伯特·奧本海默的成功與悲劇》(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這部由諾蘭編劇和導演的電影大量借鑒了原著，回顧了奧本海默的一生，包括他在曼哈頓工程區（即眾所周知的曼哈頓計劃）中起到的作用。他曾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一處近乎荒涼的地方主持一座祕密實驗室的工作，他在附近有一座小屋，和那個時代許多最傑出的科學家一起，奧本海默研究如何利用核反應製造出能夠瞬間殺死數萬人並結束太平洋戰爭的武器。

原子彈及其所造成的影響定義了奧本海默的遺產，也塑造了這部電影。諾蘭對原子彈的製造進行了深入而漫長的研究，這是一個迷人而可怕的過程，但他沒有重現那次轟炸；沒有關於死者的紀實圖像，也沒有化為灰燼的城市全景，這些決定被解讀為他的絕對倫理。轟炸的恐怖、造成的巨大痛苦以及隨後的軍備競賽充斥著整部影片。《奧本海默》在形式上和概念上都是精彩的成就，堪稱引人入勝，但至關重要的是，諾蘭的電影製作為它所講述的歷史服務。

影片從20世紀20年代奧本海默——由基裡安·墨菲激情出演——年輕時開始，一直到他頭髮花白，時間跨度長達幾十年。其中涉及奧本海默個人和職業生涯的里程碑，包括他在原子彈方面的工作、困擾他的爭議、幾乎將他毀掉的反共攻擊，以及幫助他維持生活、但也困擾著他的友誼和愛情。他曾與政治活躍人士瓊·塔特洛克（由充滿活力的弗洛倫斯·皮尤飾演）有過一段戀情，後來與迷人的酒鬼凱蒂·哈利森（由艾米莉·布朗特飾演）結婚（一個經過漫長醞釀的轉折），後者陪他去了洛斯阿拉莫斯，並在那裡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

這是一個緊湊的、跌宕起伏的故事，長期以來一直鍾情於電影媒介可塑性的諾蘭為它賦予了一個複雜的結構，並將其劃分為多個揭示性的部分。片中大部分是色彩鮮明的畫面；但也有一些高對比度的黑白畫面。這些部分絲絲縷縷地交纏在一起，讓人聯想到DNA雙螺旋結構的形狀。為了表明自己的構思，他在影片中使用了「裂變」（分裂成幾個部分）和「融合」（元素的合併）兩個詞；既然是諾蘭的電影，故事的整體時間順序自然被反覆打亂，使電影更加複雜——總之要考慮的元素很多。

而且這還不是一個層層推進的故事；相反，諾蘭用奧本海默生活中不同時期的生動場景突然將你帶入他的人生漩渦中。警惕的老奧皮（密友們這樣稱呼他）和年輕的奧皮在銀幕上快速地交替出現，然後故事短暫地來到20世紀20年代，當時的奧本海默是一個痛苦的學生，深受烈焰衝天的世界末日幻象折磨。他很難過；他還讀T·S·艾略特的《荒原》，聽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看畢卡索的畫作——在那個物理學將空間與時間合併為「時空」的時代，這位畫家的作品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隨著諾蘭對這幅立體主義的肖像進行填充，這種快節奏和碎片化的敘事還在繼續，他的鏡頭不斷穿越大洲，引入了一大批人物，包括在曼哈頓計劃中發揮作用的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肯尼斯·布拉納飾）。諾蘭在影片中加入了許多熟悉的面孔——馬特·達蒙、小羅伯特·唐尼、蓋瑞·歐德曼——有些讓人分心。我花了一段時間才接受導演本尼·薩夫迪飾演的愛德華·泰勒——被稱為「氫彈之父」的理論物理學家，而我仍然不明白為什麼拉米·馬雷克會飾演片中一個小角色，可能只因為他是個眾所周知的明星。

隨著奧本海默的形象逐漸聚焦，整個世界也清晰起來。在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他學習量子物理；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在柏克萊教書，與其他年輕天才們交流，建立了一個量子物理研究中心。諾蘭讓我們真切感受到了那個時代知識界的激越——愛因斯坦在1915年發表了廣義相對論——而且，正如你所料，片中出現了大量科學辯論和寫滿神秘計算的黑板，諾蘭把其中大部分翻譯得相當易懂。這部電影的樂趣之一就是間接體驗知識討論的激動人心。

正是在柏克萊，德國入侵波蘭的消息傳出後，奧本海默的人生軌跡發生了重大轉變。那時，他與歐內斯特·勞倫斯（喬什·哈特奈特飾）成了朋友。勞倫斯是一位物理學家，發明了回旋加速器（一種粒子加速器），並在曼哈頓計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是在柏克萊，奧本海默遇到了曼哈頓計劃的軍事負責人萊斯利·格羅夫斯（達蒙做出了意料之中的出色表演），他讓奧本海默擔任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主任，儘管奧本海默支持左翼事業——其中包括西班牙內戰期間的反法西斯鬥爭——並且參與了一些社團，包括他的兄弟弗蘭克（迪倫·阿諾德飾）等共產黨員一起參加的組織。

諾蘭是當代少數幾個在主題和技術上都如此雄心勃勃的電影人之一。他與傑出的攝影師霍伊特·范·霍伊特馬合作，用65毫米膠片拍攝（以70毫米格式放映），這是他以前也曾使用的格式，可以給電影營造出磅礴的氣勢。其效果可能讓人感到身臨其境，然而有時也會覺得挫敗，尤其是當片中的奇觀顯得比故事更充實、更連貫的時候。不過，在《奧本海默》中，就像在《敦刻爾克》（Dunkirk, 2017年）中一樣，他用這種形式來傳達一個舉世矚目的事件的重要性；同時，在這裡，它還拉近了你和奧本海默之間的距離，他的臉既是遠景，又是鏡子。

影片的精湛技藝體現在每一格畫面中，但這其中不包含自我誇大的成分。即便電影人本意良好，在處理宏大題材時，也有可能變得炫耀起來，以至於過於搶風頭，影響了自己本想公正對待的歷史。諾蘭堅持把奧本海默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中，尤其是在黑白部分，從而避免了這個陷阱。片中有一段講述了1954年一場出於政治動機的安全權限聽證會，這場政治迫害損害了奧本海默的聲譽；接下來的一場戲是1959年，前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劉易斯·施特勞斯（由令人著迷的、幾乎認不出來的唐尼飾演）被提名為內閣成員。

諾蘭將這些黑白與彩色部分結合起來，利用聽證會和確認的場景——施特勞斯在聽證會中的角色，以及他同奧本海默的關係直接影響了確認的結果——創造了一種辯證的綜合體。這種方法最有效的場景之一呈現了奧本海默和其他參與項目的猶太科學家（其中一些是納粹德國的難民）如何以嚴峻的、關乎存亡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工作。然而，奧本海默的天才、他的資歷、國際聲譽和戰時對美國政府的服務都無法使他擺脫政治把戲、小人物的虛榮以及紅色恐慌中赤裸裸的反猶主義。

這些黑白鏡頭構成了《奧本海默》的後三分之一。它們似乎太長了，在電影的這一部分，人們有時會覺得諾蘭似乎過於沉溺於這位美國最著名物理學家所經歷的審判。然而，並非如此，正是在這裡，電影的複雜性和眾多片段最終匯聚在一起，讓諾蘭給這幅奧本海默的肖像畫上了點睛之筆——他為一個革命性的科學發現時代做出了貢獻；他是科學與政治交叉點的化身——包括他作為共產主義惡霸的角色；他在創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發揮的作用改變了他，並在不久之後對核戰爭的危險發出了警告。

弗朗索瓦·特呂弗曾寫道：「戰爭片，即使是和平主義的，即使是最好的，也會有意無意地美化戰爭，並以某種方式使其顯得吸引人。」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諾蘭拒絕展示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這些決定世界進程的事件最終導致了大約10萬到20萬人的死亡。不過，你確實可以看到奧本海默觀看第一次原子彈試爆時的情景，而且，你還能聽到他在蘑菇雲升起時說的那句名言：「現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正如諾蘭提醒你的那樣，世界很快就從戰爭的恐怖中走出來，欣然接受了原子彈。現在，我們也成了死神，成了世界的毀滅者。

《奧本海默》因令人不安的畫面、成人語言和行為被評為R級。片長：三小時。正在影院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