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中国音乐具有中国特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巨变之后，在当代中国作曲家试图与全球观众产生联系的同时，他们如何理解并反映自己传承的遗产？

这些问题触及到了一种音乐文化的核心，对于美国听众，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模糊不清。茱莉亚音乐学院(The Juilliard School)的年度“聚焦！”(Focus!)新作品音乐节正在努力揭开那层面纱，把音乐的世界缩小一点。“今日中国”(China Today)主题音乐会将由1月19日至26日的六场免费音乐会组成，学校将避开传统中国乐器和在国外的作曲家，集中展示在中国生活和创作，并且作品采用西方乐器演奏的中国艺术家。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音乐家必须通过对抗西方，在60年代通过对抗国家来定义自己的话，他们现在可能不得不与狂热的全球化经济角力。参加本次音乐节的作曲家的履历——其中充满了国际化的交叉、多种职责和多元的志向——清楚地表明，他们的音乐往往既是混乱现代生活的基调，也是它的反映。高铁和玻璃与钢铁建造的机场所代表的当代中国——一个将在21世纪扮演决定性角色的国家——正是这场音乐会所呈现的中国。

这也是茱莉亚音乐学院正深度参与的中国。为了开辟新的收入渠道，这所学校在中国东北部的天津创办了一所颁发学位的分校，计划于明年开校。该分校位于滨海新区，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开发区之一。

“很多年来，我一直在考虑举办一届中国音乐节，”“聚焦!”音乐节的创造者、组织者乔尔·萨克斯(Joel Sachs)在邮件中说。“但这看起来太艰巨了，所以我一直把它搁在一边。”然后，去年春天，茱莉亚学院即将卸任的校长乔瑟夫·W·波利希(Joseph W. Polisi)——“在他最初担任校长的几周内，我和他共同创造了‘聚焦！’这个设想，他表示想要在2018年办成这件事，因为这将是他的最后一届‘聚焦！’音乐节，而且可以与天津的项目完美地结合起来。”

萨克斯整合了一份堪称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经典”音乐史的表演名单，其中包括从现年94岁、毕生为中国作曲家与西方观众搭建桥梁的大师周文中，到出生于1990年的王舒辞（Shuci Wang，音）等在内的33名作曲家。

这些参演的音乐具有什么样的元素，让它们绝对能够“代表中国”？值得赞赏的是，茱莉亚排除了中国锣鼓之类的简单选择，并且筛掉了在美国的华裔作曲家，尽管最有名的一些中国作曲家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音乐中‘美国性’的无休止争论，”萨克斯说。“欧洲人喜欢嚷嚷说，唯一的‘美国式’音乐是从爵士发展而来的音乐类型。亨利·考埃尔(Henry Cowell)在欧洲以及苏联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和采访中，也许代表了美国作曲家最洪亮的声音，他总是说，这种对美国精神的诠释是垃圾。他坚称，如果一首曲子是在美国创作的，它就是美国音乐。对它的评价必须取决于质量。”

“聚焦！”排除用中国乐器演奏的作品的决定并非出于审美，而是出于对物流和哲学意义的考虑：如果采用它们就需要聘请演奏者，那么这在经费和教育培训方面，都是一个困难的选择，因为这场音乐会的目的是给茱莉亚的学生们一个机会来演奏新作品。

“本次音乐节的主要例外是郭文景的二胡和管弦乐队协奏曲，”萨克斯说。二胡是两根弦的乐器，相当于中国的小提琴。“不过，凑巧的是，我们的一位校友既是一流的小提琴手，也是忙碌的专业二胡演奏家。我听到另一首曲子后，也设法把它加到了音乐节上，我发现埙的音色与陶笛非常相似。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管乐器。当我问它的作曲者”——于宝玉——“对用陶笛演奏这种曲子有何看法时，他的反应非常热烈。我们的一名笛手抓住了这个演奏机会。”

不过，就算乐器是西方的，这些节目中仍有一些可被称为中国特色的元素。有些是采用中国传统旋律；还有些是采用中国的美学或思想，例如五声音阶；还有些让人联想起中国文化中常见的大自然（比如山和花）。在七名受委托为“聚焦！”创作新作品的作曲家中，有一位年轻作曲家追随当代欧洲从乐器中获得不同寻常声音的潮流，用那些技术巧妙地让人联想起（而非模仿）中国传统乐器的声音。

一位更年轻的作曲家——梁楠——将推出两首对比鲜明的曲子：一首是最新式的复杂的“欧洲风格”新作品；另一首是他201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创作的曲子。“那首供女高音歌手演唱、供大提琴和钢琴演奏的曲子，”萨克斯说，“极具欧洲传统，也许会让人想起弗雷(Fauré)的时代，但它非常优美，很有创造性，我决定将它与他委托创作的那首曲子结合起来，表明一位作曲家可以同时创作出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音乐。”

当代中国的音乐创作是在20世纪60、70年代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下进行的，当时，演奏音乐、理论物理和数学等抽象语言形式似乎比语义更为明确的艺术形式“更安全”。但恰恰因为古典音乐是一个充满隐秘和幻想的空间，毛泽东觉得它不可接受。当时，挨家挨户严格搜查钢琴和贝多芬半身像，因为担心这种音乐保留着与集体不相容的精神。

在那个糟糕的旧时代，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因为对德彪西(Debussy)的热爱而受到谴责；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带着手铐被警察带走时，让同事们在贝多芬的墓上献花。在中国，音乐曾经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不过，这次音乐节上也有一些在毛泽东时代之前、非常不同的时代接受教育的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其中一位几年前去世了；另一位去年8月在90多岁的高龄去世；还有一位也90多岁了，依然健在。桑桐1947年的小提琴和钢琴作品（中国的第一部十二音作品）是这次音乐节的重头戏。桑桐曾是一名地下共产党游击队员，曾受教于“二战”时到上海逃难的勋伯格(Schoenberg)的前学生。革命结束后，他坚持认为，古典音乐不应该被政治化，因此受了不少苦。文革期间，作曲家叶小刚被下放到工厂工作。

本次音乐节从那个黑暗的时代，一直演绎到刘索拉的新作品，她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是著名作曲家谭盾、陈怡和周龙的同学。刘索拉是文革后中国的第一位摇滚女星，以《蓝调在东方》闻名，它是将爵士乐与中国戏剧相结合的前卫音乐专辑，曾登上英国十大热门专辑榜单。

本次音乐节上有一首磅礴之作是女高音在钢琴和打击乐器的伴奏下演唱唐诗，它是1981年由杨立青创作的，杨立青是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氛围放松后第一位被派往国外学习的中国作曲家。那些诗是德语译文，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风格是东西方的迷人结合。萨克斯问香港出生的女高音歌唱家邱芷芊(Vivian Yau)是否可以用中文原文演唱，“她回答说，这些歌曲创作时显然意在用德语演唱，没法用中文唱。”

“总之，和其他地方一样，民族风格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萨克斯还说。“在我看来，这个事实很有启迪意义。它表明现在，至少在高品质的中国作曲家中，几乎可以找到任何程度的‘中国特色’，包括一点也找不到。”